《新疆的若干歷史問題》白皮書發布
7月2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新疆的若干歷史問題》白皮書。
全文如下：
新疆的若干歷史問題
（2019年7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目 錄
前言
一、新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新疆從來不是“東突厥斯坦”
三、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
四、維吾爾族是經過長期遷徙融合形成的
五、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
六、新疆歷來是多種宗教并存的地區
七、伊斯蘭教不是維吾爾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
結束語
前 言
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處中國西北，位于亞歐大陸腹地，與蒙古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八個國家接壤，著名的“絲綢之路”在此將古代中國與世界聯系起來，使其成為多種文明的薈萃之地。
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的家庭成員。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新疆的命運始終與偉大祖國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然而，一個時期以來，境內外敵對勢力，特別是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力（以下簡稱“三股勢力”），為了達到分裂、肢解中國的目的，蓄意歪曲歷史、混淆是非。他們抹殺新疆是中國固有領土，否定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客觀事實，妄稱新疆為“東突厥斯坦”，鼓噪新疆“獨立”，企圖把新疆各民族和中華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割裂開來。
歷史不容篡改，事實不容否定。新疆是中國神圣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從來都不是什么“東突厥斯坦”；維吾爾族是經過長期遷徙融合形成的，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新疆是多文化多宗教并存的地區，新疆各民族文化是在中華文化懷抱中孕育發展的；伊斯蘭教不是維吾爾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與中華文化相融合的伊斯蘭教扎根中華沃土并健康發展。
一、新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歷史上，養育中華民族及其先民的東亞大陸，既有農耕區，也有游牧區等。各種生產生活方式族群的交流互補、遷徙匯聚、沖突融合，推動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幾個王朝夏、商、周先后在中原地區興起，與其周圍的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聯盟逐漸融合形成的族群統稱為諸夏或華夏。經春秋至戰國，華夏族群不斷同王朝周邊的氏族、部落、部落聯盟交流融合，逐漸形成了齊、楚、燕、韓、趙、魏、秦等七個地區，并分別聯系著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周邊諸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再次建立統一的封建王朝。
從漢代至清代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內的廣大地區統稱為西域。自漢代開始，新疆地區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漢朝以后，歷代中原王朝時強時弱，和西域的關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權對新疆地區的管治時緊時松，但任何一個王朝都把西域視為故土，行使著對該地區的管轄權。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演進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開拓了中國的遼闊疆土，共同締造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國多民族大一統格局，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奮斗造就的。
西漢前期，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西域地區，并不斷進犯中原地區。漢武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軍事和政治措施反擊匈奴。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派遣張騫兩次出使西域，聯合月氏、烏孫等共同對付匈奴。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三次出兵重創匈奴，并在內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先后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在輪臺等地進行屯田，并設置地方官吏管理。公元前60年，控制東部天山北麓的匈奴日逐王降漢，西漢統一西域。同年，設西域都護府作為管理西域的軍政機構。公元123年，東漢改西域都護府為西域長史府，繼續行使管理西域的職權。
三國曹魏政權繼承漢制，在西域設戊己校尉。西晉在西域設置西域長史和戊己校尉管理軍政事務。三國兩晉時期，北方匈奴、鮮卑、丁零、烏桓等民族部分內遷并最后與漢族融合。327年，前涼政權首次將郡縣制推廣到西域，設高昌郡（吐魯番盆地）。從460年到640年，以吐魯番盆地為中心，建立了以漢人為主體居民的高昌國，歷闞、張、馬、麴諸氏。隋代，結束了中原長期割據狀態，擴大了郡縣制在新疆地區的范圍。突厥、吐谷渾、黨項、嘉良夷、附國等周邊民族先后歸附隋朝。唐代，中央政權對西域的管理大為加強，先后設置安西大都護府和北庭大都護府，統轄天山南北。于闐王國自稱唐朝宗屬，隨唐朝國姓李。宋代，西域地方政權與宋朝保持著朝貢關系。高昌回鶻尊中朝（宋）為舅，自稱西州外甥。喀喇汗王朝多次派使臣向宋朝朝貢。元代，設北庭都元帥府、宣慰司等管理軍政事務，加強了對西域的管轄。1251年，西域實行行省制。明代，中央政權設立哈密衛作為管理西域事務的機構，并在嘉峪關和哈密之間先后建立安定、阿端、曲先、罕東、赤斤蒙古、沙州六個衛，以此支持管理西域事務。清代，清政府平定準噶爾叛亂，中國西北國界得以確定。此后，對新疆地區實行了更加系統的治理政策。1762年設立伊犁將軍，實行軍政合一的軍府體制。1884年在新疆地區建省，并取“故土新歸”之意，改稱西域為“新疆”。1912年新疆積極響應辛亥革命，成為中華民國的一個行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國人民共同團結奮斗，新疆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繁榮發展時期。
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疆土既有割據時期又有統一時期，統一與割據交替循環，國家統一發展始終是主流方向。同中原地區不同時期曾經存在諸侯國或割據政權一樣，新疆地區也多次出現地方政權割據情況，但不論這些政權割據時間有多長、局面有多嚴重，最終都走向重新統一。歷史上，西域不同時期曾經存在的“國”，包括城郭諸國、行國、封國、王國、汗國、王朝、屬國、朝貢國等形態，無論是漢代西域三十六國，還是宋代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鶻王國等，元代察合臺汗國，明代葉爾羌汗國，都是中國疆域內的地方政權形式，都不是獨立的國家。即便是地方割據政權，也都有濃厚的中國一體意識，或認為自己是中原政權的分支，或臣屬于中原政權。宋代著名歷史文獻《突厥語大詞典》將當時中國分為上秦、中秦和下秦3部分，上秦為北宋，中秦是遼朝，下秦為喀什噶爾一帶，三位一體為完整的秦。在《長春真人西游記》中漢人被稱為桃花石，相應在《突厥語大詞典》詞條里，回鶻人被稱為塔特·桃花石，也有的直譯為中國回鶻人。在喀喇汗王朝錢幣上，常有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以及秦與東方之王等稱呼，標示是中國的一部分。
二、新疆從來不是“東突厥斯坦”
突厥是6世紀中葉興起于阿爾泰山地區的一個游牧部落，于552年消滅柔然汗國，建立突厥汗國。583年，突厥汗國以阿爾泰山為界，分為東、西兩大勢力。630年，唐朝發兵擊敗東突厥汗國。657年，唐朝聯合回紇滅西突厥汗國，中央政權完全統一西域。682年，安置在北方的東突厥部眾反叛唐朝，一度建立了后突厥汗國政權。744年，唐朝與漠北回紇、葛邏祿等聯手平定了后突厥汗國。回紇首領骨力裴羅因功被冊封為懷仁可汗，在漠北建立回紇汗國。突厥作為我國古代的一個游牧民族，也隨著汗國的消亡于8世紀中后期解體，并在西遷中亞西亞過程中與當地部族融合，形成多個新的民族，新的民族與古突厥民族有本質區別。從此，突厥在我國北方退出歷史舞臺。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把新疆稱為“東突厥斯坦”，更不存在所謂的“東突厥斯坦國”。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隨著西方對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各種語言的劃分，一些國家的學者和作家頻繁使用“突厥斯坦”一詞，指代天山以南到阿富汗北部，大體包括新疆南部到中亞的地域，并且習慣以帕米爾高原為界，將這一地理區域分為“西突厥斯坦”和“東突厥斯坦”。19世紀末20世紀初，“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思潮傳入新疆以后，境內外分裂勢力將這個地理名詞政治化，將其內涵擴大化，鼓噪所有使用突厥語族語言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聯合起來，組成政教合一的“東突厥斯坦國”。所謂的“東突厥斯坦”論調，成為境內外民族分裂勢力、國外反華勢力企圖分裂中國、肢解中國的政治工具和行動綱領。
三、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
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是中原各族和文化同周邊諸族和文化連續不斷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過程。先秦時期的華夏族群，經過長期與周圍族群的多元融合，特別是經過春秋戰國500余年大動蕩的交匯與融合，至秦漢之際，進一步與周圍族群融合為一體，形成以中原人口居多的漢族，并從此成為中國歷史進程的主體民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數民族向中原大遷徙，出現了大融合的局面。13世紀元朝建立，規模空前的政治統一局面推動了規模空前的民族遷徙，形成了元朝境內廣泛的民族雜居局面。中華各民族在長期發展中，最終形成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特點。多民族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各民族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域，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
新疆地區自古就同中原地區保持著密切聯系。早在商代，中原同西域就有玉石貿易。漢代張騫“鑿空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唐代“絹馬互市”持續繁盛，“參天可汗大道”直通內地，沿途驛站星羅棋布，成為西域先民同中原密切聯系的紐帶。于闐樂、高昌樂、胡旋舞等西域樂舞深入宮廷，長安城流行西域風。出自今新疆庫車的龜茲樂享譽中原，成為隋唐至宋代宮廷燕樂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國人民一道，奮起反抗、共赴國難，共同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篇章。新中國成立以來，新疆各民族關系進入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新時期。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區。最早開發新疆地區的是先秦至秦漢時期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塞人、月氏人、烏孫人、羌人、龜茲人、焉耆人、于闐人、疏勒人、莎車人、樓蘭人、車師人，以及匈奴人、漢人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鮮卑、柔然、高車、嚈噠、吐谷渾，隋唐時期的突厥、吐蕃、回紇，宋遼金時期的契丹，元明清時期的蒙古、女真、黨項、哈薩克、柯爾克孜、滿、錫伯、達斡爾、回、烏孜別克、塔塔爾族等，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包括漢族在內的不同民族的大量人口進出新疆地區，帶來了不同的生產技術、文化觀念、風俗習慣，在交流融合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他們是新疆地區的共同開拓者。至19世紀末，已有維吾爾、漢、哈薩克、蒙古、回、柯爾克孜、滿、錫伯、塔吉克、達斡爾、烏孜別克、塔塔爾、俄羅斯等13個主要民族定居新疆，形成維吾爾族人口居多、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各民族在新疆地區經過誕育、分化、交融，形成了血濃于水、休戚與共的關系。各民族都為開發、建設、保衛新疆作出了重要貢獻，都是新疆的主人。目前，新疆共生活著56個民族，是中國民族成分最全的省級行政區之一。其中，超過100萬人口的有維吾爾族、漢族、哈薩克族和回族四個民族，超過10萬人口的有柯爾克孜族、蒙古族兩個民族。新疆地區既是新疆各民族的家園，也是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的組成部分。
新疆地區民族關系的演變，始終和中華各民族關系演變相聯系。各民族有隔閡沖突更有交流融合，團結凝聚、共同奮進始終是主流。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內的中華各民族，分布上交錯雜居，經濟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親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是一個大家庭里不同成員的關系。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新疆各民族手足相親、守望相助，休戚相關、榮辱與共，共同生產生活，抵御外來侵略，反對民族分裂，維護祖國統一。
四、維吾爾族是經過長期遷徙融合形成的
維吾爾族先民的主體是隋唐時期的回紇人，活動在蒙古高原，曾經有烏護、烏紇、袁紇、韋紇、回紇等多種漢譯名稱。回紇人為了反抗突厥的壓迫和奴役，聯合鐵勒諸部中的仆固、同羅等部組成了回紇部落聯盟。744年，統一了回紇各部的首領骨力裴羅受唐朝冊封。788年，回紇統治者上書唐朝，自請改為“回鶻”。840年，回鶻汗國被黠戛斯攻破，回鶻人除一部分遷入內地同漢人融合外，其余分為三支：一支遷往吐魯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薩爾地區，建立了高昌回鶻王國；一支遷往河西走廊，與當地諸族交往融合，形成裕固族；一支遷往帕米爾以西，后分布在中亞至今喀什一帶，與葛邏祿、樣磨等部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回鶻人相繼融合了吐魯番盆地的漢人、塔里木盆地的焉耆人、龜茲人、于闐人、疏勒人等，構成近代維吾爾族的主體。元代，維吾爾族先民在漢語中又稱畏兀兒。元明時期，新疆各民族進一步融合，蒙古人尤其是察合臺汗國的蒙古人基本和畏兀兒人融為一體，為畏兀兒補充了新鮮血液。1934年，新疆省發布政府令，決定統一使用維吾爾作為漢文規范稱謂，意為維護你我團結，首次精確表達了Uygur名稱的本意。
歷史上，維吾爾族先民受突厥人奴役，兩者是被奴役和奴役的關系。維吾爾族先民回紇早期受突厥統治，在唐朝軍隊支持下，起兵反抗東突厥汗國，并先后攻滅西突厥汗國、后突厥汗國。西突厥汗國滅亡后，一些使用突厥語族語言的部落向西遷徙，其中一支長期輾轉西遷小亞細亞，融入當地諸族。維吾爾人不是突厥人的后裔。
近代以來，一些“泛突厥主義”分子以西遷的部分使用突厥語族語言的部落融入當地諸族為借口，把使用突厥語族語言的各民族都說成是突厥人，這是別有用心的。語族和民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著本質的區別。中國使用突厥語族語言的有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爾、裕固、撒拉等民族，他們都具有各自歷史和文化特質，絕不是所謂“突厥族”的組成部分。
五、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
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史，各民族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秦漢雄風、盛唐氣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鑄就的輝煌。多民族多文化是中國的一大特色，也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
自古以來，由于地理差異和區域發展不平衡，中華文化呈現豐富的多元狀態，存在南北、東西差異。春秋戰國時期，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已大體形成。秦漢以后，歷經各代，在中國遼闊的疆土上，通過遷徙、聚合、戰爭、和親、互市等，各民族文化不斷進行交流交融，最終形成氣象恢宏的中華文化。
早在2000多年前，新疆地區就是中華文明向西開放的門戶，是東西方文明交流傳播的重地，這里多元文化薈萃、多種文化并存。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長期交流交融，既推動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發展。新疆各民族文化從一開始就打上了中華文化的印記。中華文化始終是新疆各民族的情感依托、心靈歸宿和精神家園，也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源泉。
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始于先秦時期。到漢代，漢語已成為西域官府文書中的通用語之一，琵琶、羌笛等樂器由西域或通過西域傳入中原，中原農業生產技術、禮儀制度、漢語書籍、音樂舞蹈等在西域廣泛傳播。高昌回鶻使用唐代歷書，一直延續到10世紀下半期。唐代詩人岑參的詩句“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是當時新疆地區民漢語言并用、文化繁榮景象的寫照。宋代，天山南麓的佛教藝術依然興盛，至今仍留有大量遺跡。西遼時期，契丹人征服喀喇汗王朝，控制新疆地區和中亞，典章禮制多沿襲中原舊制。元代，大批畏兀兒等少數民族移居內地生活，學習使用漢語，有的參加科舉考試并被錄用為各級官員，涌現了一批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史學家、農學家、翻譯家等，有力推動了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發展。明清時期，受伊斯蘭文化的影響，新疆各民族文化在同域外文化既吸收又沖突的過程中徘徊發展。近現代以來，在辛亥革命、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影響下，新疆各民族文化向現代轉型，各民族的國家認同和中華文化認同達到新的高度。新中國成立后，新疆各民族文化進入史無前例的大繁榮大發展時期。歷史證明，新疆地區凡是多語并用、交流頻繁的時期，也是各民族文化勃興、社會進步的時期。學習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繁榮發展新疆各民族文化的重要歷史經驗。
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終扎根中華文明沃土，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伊斯蘭文化傳入新疆之前，包括維吾爾族文化在內的新疆各民族文化已在中華文明沃土中枝繁葉茂。源自7世紀的阿拉伯文明體系的伊斯蘭文化，直到9世紀末10世紀初，隨著伊斯蘭教傳入西域才對新疆各民族文化發生影響。宗教對文化的影響，既有自愿接受的途徑，也有通過文化沖突甚至宗教戰爭的強制方式。在新疆，伊斯蘭教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后一種方式進入，這導致佛教流行時期創造的新疆各民族文化藝術遭到嚴重破壞。伊斯蘭文化傳入新疆，新疆各民族文化既有抵制，更有選擇性吸收和中國化改造，既沒有改變屬于中華文明的特質和走向，也沒有改變屬于中華文化一部分的客觀事實。產生于9世紀至10世紀的英雄史詩《瑪納斯》，經過柯爾克孜歌手世代傳唱與加工，成為享譽中外的文學巨著。15世紀前后，蒙古族衛拉特英雄史詩《江格爾》在新疆地區逐漸形成，與《瑪納斯》《格薩爾王傳》一起被譽為中國少數民族3部最著名的史詩。維吾爾族文學佳作紛呈，代表作《福樂智慧》《真理的入門》《突厥語大詞典》《十二木卡姆》等，都成為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珍品，新疆各民族對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貢獻。
中華文化認同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繁榮發展之基。歷史上，凡是中央王朝對新疆進行有效治理、社會穩定的時期，新疆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交融就暢通，經濟文化就繁榮興旺；凡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秉承中華文化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對多元文化吸收融合、兼收并蓄，多元一體的特征就越明顯，新疆各民族文化就越進步。新疆各民族文化要繁榮發展，必須與時俱進，樹立開放、包容理念，堅持與中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與世界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鑒，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六、新疆歷來是多種宗教并存的地區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多宗教的國家，除了組織性、制度性較強的幾大宗教外，還存在大量的民間信仰。除了道教和民間信仰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之外，其他都由國外傳入。新疆地區歷來也是多種宗教信仰并存，一教或兩教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宗教格局的歷史特點，交融共存是新疆宗教關系的主流。
新疆多種宗教并存格局形成和演變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早在公元前4世紀以前，新疆流行的是原始宗教。大約公元前1世紀，佛教傳入新疆地區，4世紀至10世紀，佛教進入鼎盛時期。同期，祆教流行于新疆各地。至16世紀末17世紀初，藏傳佛教在北疆地區逐漸興盛起來。道教于5世紀前后傳入新疆，主要盛行于吐魯番、哈密等地，至清代傳播至新疆大部分地區并一度復興。摩尼教和景教于6世紀相繼傳入新疆。10世紀至14世紀，景教隨著回鶻等民族信仰而興盛。
9世紀末10世紀初，喀喇汗王朝接受伊斯蘭教，并于10世紀中葉向信仰佛教的于闐王國發動40余年宗教戰爭，11世紀初攻滅于闐，強制推行伊斯蘭教，結束了佛教在這個地區千余年的歷史。隨著伊斯蘭教的不斷傳播，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日趨衰落。14世紀中葉，東察合臺汗國統治者以戰爭等強制手段，將伊斯蘭教逐漸推行到塔里木盆地北緣、吐魯番盆地和哈密一帶。至16世紀初，新疆形成了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多種宗教并存的格局并延續至今，原來當地居民信仰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逐漸消失，佛教、道教仍然存在。17世紀初，衛拉特蒙古人接受了藏傳佛教。約自18世紀始，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相繼傳入新疆。
新疆現有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等宗教。清真寺、教堂、寺院、道觀等宗教活動場所2.48萬座，宗教教職人員2.93萬人。其中，清真寺2.44萬座，佛教寺院59座，道教宮觀1座，基督教教堂（聚會點）227個，天主教教堂（聚會點）26個，東正教教堂（聚會點）3座。
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堅持政教分離原則。任何宗教不得干預政治、干預政府事務，不得利用宗教干預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計劃生育等，不得利用宗教妨礙正常社會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不得利用宗教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
新疆全面貫徹國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憲法原則，既尊重信仰宗教的自由、又尊重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決不允許在信教和不信教、信這種教和信那種教、信這一教派和信那一教派群眾之間制造紛爭。新疆始終堅持各宗教一律平等，對所有宗教一視同仁，不偏袒某個宗教，也不歧視某個宗教，任何宗教不得享有超越其他宗教的特殊地位。新疆始終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教群眾和不信教群眾享有同等權利、履行同等義務，無論什么人、哪個民族、信仰什么宗教，只要違法，就必須依法處理。
同所在社會相適應是宗教生存發展的趨勢和規律。中國宗教發展的歷史證明，只有堅持中國化方向，宗教才能更好地與中國社會相適應。新中國成立70年的歷史也證明，宗教只有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才能健康發展。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防止一切“去中國化”傾向。必須大力培養和提倡世俗化現代化的文明生活方式，摒棄愚昧落后的陳規陋習。必須弘揚宗教中國化的歷史傳統，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用中華文化浸潤中國各種宗教，努力把宗教教義同中華文化相融合，積極引導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各種宗教走中國化道路。
七、伊斯蘭教不是維吾爾族天生信仰且唯一信仰的宗教
維吾爾族先民最初信仰原始宗教和薩滿教，后來相繼信仰過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唐宋時期，在高昌回鶻王國和于闐王國，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底層民眾普遍信仰佛教。元代，有大量回鶻人改信景教。直到今天，仍有一些維吾爾族群眾信奉其他宗教，也有許多人不信仰宗教。
伊斯蘭教傳入新疆地區，與阿拉伯帝國興起和伊斯蘭教由西向東擴張有關。維吾爾族信仰伊斯蘭教，不是當時民眾主動改信和轉型，而是宗教戰爭和統治階級強制推行的結果。雖然這種強迫并不影響今天尊重維吾爾族群眾信仰伊斯蘭教的權利，但它是一個歷史事實。伊斯蘭教既不是維吾爾族天生信仰的宗教，也不是唯一信仰的宗教。
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的先民在接受伊斯蘭教過程中，既保留了這些民族原有的信仰和文化傳統，又吸收了新疆地區其他民族和內地的文化，一些原有的宗教觀念、儀式、風俗習慣經演化得以存續，并相互影響，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新疆伊斯蘭教。例如，伊斯蘭教原本反對崇拜安拉之外的任何人或物，但維吾爾等民族至今仍有麻扎崇拜，這是伊斯蘭教本土化最典型的表現。在麻扎上立高桿、掛旗幡、懸羊皮等習俗，則是薩滿教、佛教等多元宗教的遺存。又如，始建于乾隆年間的伊寧拜圖拉清真寺、烏魯木齊陜西大寺等，在修建時采用了內地傳統梁柱式結構。這都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具體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后，受國際宗教極端主義思潮影響，宗教極端主義在新疆滋生蔓延，導致暴恐案事件多發頻發，給新疆社會穩定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危害。宗教極端主義披著宗教外衣、打著宗教旗號，宣揚“神權政治論”“宗教至上論”“異教徒論”“圣戰論”等，煽動暴力恐怖，制造族群對立。宗教極端主義與伊斯蘭教等宗教倡導的愛國、和平、團結、中道、寬容、善行等教義背道而馳，其本質是反人類、反社會、反文明、反宗教的。宗教極端主義是對宗教的背叛，絕不能把宗教極端思想同宗教問題扯在一起，絕不能用宗教問題來替宗教極端思想作說辭，絕不能借口涉及宗教問題而推脫清除宗教極端思想的責任。新疆借鑒國際經驗，結合本地區實際，采取堅決措施，依法開展反恐和去極端化斗爭，沉重打擊了暴恐勢力的囂張氣焰，有力遏制了宗教極端思想的滋生蔓延，滿足了新疆各族人民對安全的殷切期待，保障了基本人權，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斗爭，是人類正義、文明對邪惡、野蠻的斗爭，理應得到支持、尊重和理解。國際上有的國家、組織或個人，奉行反恐和人權“雙重標準”，對此橫加指責，胡說八道，完全違背了人類公理和基本良知，這是一切愛好正義和進步的人所絕不能答應的。
結束語
歷史問題是重大原則問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認識國家、歷史、民族、文化、宗教等問題，科學回答新疆若干歷史問題，關系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關系中國的統一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地區安全、穩定和發展。
當前，新疆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和諧穩定，民生不斷改善，文化空前繁榮，宗教和睦和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樣緊緊團結在一起，新疆處于歷史上最好的繁榮發展時期。境外敵對勢力與“三股勢力”沆瀣一氣，杜撰歷史、歪曲事實，逆歷史潮流而動，其結果必將被歷史和人民所唾棄。
新疆屬于新疆各族人民，屬于整個中華民族。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構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責任和追求。當前，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關心支持下，新疆各族人民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新疆的明天會更加美好，新疆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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